此文为参加某翻译比赛所做，现比赛结果已揭晓，不出所料，当了炮灰。故放于此处，聊做纪念。
罗伯特·麦克法兰（Robert Macfarlane）/文
人是动物，正如所有动物一样，我们在行走时留下痕迹：无论是雪地、沙地、泥地、草地，还是露水、土壤、苔藓，人所通过的地方，总能留下痕迹。狩猎圈的行话中有一个形象的词来描述这种留痕行为：兽迹。一个生灵的“兽迹”就是它的足印。但我们很容易忘记自己是足印的制造者，因为现如今，我们大多数时候都走在柏油和混凝土上——这些材质上很难留下印迹。
“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人们都在行走着，在大地上留下路的脉络，那些路或有形，或无形，或错落有致，或蜿蜒曲折。”托马斯·克拉克（Thomas Clark）在他经久不衰的散文诗《行走的赞歌》中如是写道。确实，一旦你开始注意到它们，你会看到自然景色仍旧被马路和人行小径网住——风景投影于现代化的公路网络，邂逅于歪斜或垂直的小径。朝圣之路、林荫小道、牲畜牧道、灵柩之路、灵修之路、地球灵线[1]、石堤沟渠、弄堂小巷——当你快速而大声地说出一些路的名称，它们朗朗上口，如诗歌，如仪式——下沉式道路、陡坡牧道、斜槽滑道、运尸道、马道、堤道、行军道。
很多地方仍留有老路，它们连接各处，四通八达，或环绕高山，或通往教堂、河流、大海，但并非所有关于老路的往事都令人愉快。在爱尔兰，19世纪40年代的饥民修建了绵延数百英里的逃荒之路，那些路一无是处，饥民们一无所得，英国地形测量局的底图上亦无逃荒之路的记录。在荷兰，有死亡之路和鬼路，它们会合于中世纪的公墓。在西班牙，不但有发达实用的牧道网络，也有长达数千英里的圣雅各伯之路（Camino de Santiago），这是通往圣地亚哥-德孔伯斯特拉（Santiago de Compostela）的朝圣之路。对于走在朝圣之路上的朝拜者来说，每一步都有双重含义，第一重是踏着脚下的路，第二重是踏着信念之路。苏格兰保留了小村落之路——以锥形石堆标记，连接村庄；日本留有田间小路，诗人松尾芭蕉在1689年撰写纪行文《奥州小道》时，曾走过那些窄窄的田埂。在19世纪，宽阔的“野牛之路”横贯北美大草原，成群的野牛并排行进开辟出这些路。后来，早起殖民者通过这些路穿越北美大平原，向西扩张。
历史悠久的路存在于陆地，也存在于水上，海上航道与江河是其中最古老的方式。航道宛若海洋的接缝——航线的方向由盛行的风和水流决定。在冬季，出入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偏远山谷藏斯卡（Zanskar）的唯一通道，是沿着一条因河水结冰而形成的冰路。河流沿着山谷侧面陡峭的页岩石顺势而下，雪豹就在那陡坡上狩猎。在更深的水池里，冰呈蓝色，晶莹剔透。 徒步冰河的旅程叫查德尔（chadar），参与查德尔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步行者带领，他们被称为“冰上领航员”，能告诉你危险所在。
不同的路根据地质和用途有不同的特点。在坎布里亚郡（Cumbria），一些灵柩之路的上坡面放置了平坦的“休憩石”，挑夫可以把负重放在上面，甩一甩疲惫的手臂，抖一抖僵硬的肩膀；在爱尔兰西部，一些灵柩之路上的休憩石凹入地面，每个送葬者会在由此形成的凹室内放一块卵石。英格兰当郡（Downs）的史前古道仍可寻觅，因为密致的石灰质土壤上雏菊丛生，那些土壤经过几个世纪的踩踏，已经硬化。外赫布里底群岛（Outer Hebrides）中的路易斯岛（Isle of Lewis）上，数以千计的劳作之路[2]弄皱了泥炭沼泽地，因此从空中看，沼泽地有着岩羚羊皮般的外表。我也想起了苏格兰高地上的山路，呈之字形弯曲，约克郡（Yorkshire）和中威尔士的驮马古道设有路标和桥梁，还有汉普郡（Hampshire）的绿砂路，没入水中，在背阴的河岸上，春季蕨类萌生，卷曲的幼叶如同主教的权杖。
古道上的路标是一门充满奥妙的学问，它包括锥形石堆、砂岩、界石、竖石、里程碑、石圈和别的指示标记。在达特穆尔（Dartmoor）的沼泽区，白色的陶瓷碎片铺在地上，在黄昏时分，用来指示安全路径，就像《糖果屋》故事中的卵石路。在山区，卵石所在处往往是可涉水通过河流的地方，例如凯恩戈姆山脉（Cairngorms）的尤迪斯（Utsi）石，它标识出可横穿阿尔特摩尔（Allt Mor）溪到达传统牧区的位置，石上的驯鹿岩画雕刻精致，当落日的余辉洒在石块上，那只驯鹿栩栩如生。
路和标识一直如诱饵般吸引着我：牢牢地抓住我的目光。不但外在的眼睛，连心灵的眼睛也被路吸引，地上的一条路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浮想联翩——在空间上向前，也在时间上向后，寻找它的历史及其之前的追随者。当我走在路上，我时常好奇它们的起源，引导它们出现的动机，在稀松平常的旅途中创造的记录，在探险、相遇和分别时保守的秘密。我猜想自己此生大约已步行7,000至8,000英里：也许比大多数人多，但不会比几乎所有人都多。托马斯·德·昆西（Thomas De Quincey）估计华兹华斯（Wordsworth）一共走了175,000至180,000英里：华兹华斯的腿带有小肿块，这使它们声名狼藉，在德·昆西刻薄的语句下，“遭到所有女性鉴赏家尖锐地谴责”，但在行走时，他的小腿却光彩夺目。我在脑海中，用双腿丈量了数千英里，因为当我——通常在晚上——发现自己失眠时，我会让自己的思绪重走那些我曾经走过的路，有时候，这样做能让我平静入睡。
“当我前进时，它们带给我欢乐。”关于旷野之路，约翰·克莱尔（John Clare）如是写道。我也这样认为。“我的左手环绕着你的腰，”沃尔特·惠特曼（Walt Whitman）在草叶集（1855）中宣称 ——带着友善，性爱与强制，“我的右手指着大陆上的风景，和一条康庄大道。”人行小径属于尘世，对此最好的诠释是那个词语：“世间的”，即对所有人开放。路的使用权由它的用途决定和维系，这些权利构成了一个自由的迷宫，一个公共土地上的网络，虽然它尚未成熟，但仍旧贯穿于我们不断扩张的私有化地盘，带刺的铁丝网、大门、监控摄像头和“严禁擅自进入”的告示随处可见。这个迷宫的存在，是英国和美国土地使用的明显区别之一。美国人长久以来羡慕英国的人行小径系统及其提供的自由，而我反过来又羡慕斯堪迪纳维亚约定俗成的自由通行权。这一习俗——孕育于一个没有经历过几世纪封建统治的地区，这一地区也因此没有继承对地主阶级的遵从——允许公民行走在任何未经开垦的土地上，只要他/她不会带来任何伤害；它也允许人们生篝火，离开住处到野外露营，采集鲜花、坚果、浆果，在任何水道里游泳（新的更加开明的苏格兰土地准入法在日益接近这一权利）。
路是风景的习性，它们产生于两厢情愿的行为，光凭你自己，很难创造出一条人行道。艺术家理查德·朗（Richard Long）曾做过一次，他在地里来回地走，把一条笔直的线踩成了沙漠地。但这是一串脚印而不是一条人行道：它不通往任何地方，只是到达自己的终点。走在上面时，朗变成了一只老虎，在笼中踱步，或是一位泳者，在泳池中来回游泳。他的那根线和一条路的关系，就像一根折断的细枝和树。路相互连接，这是它们的首要职责，也是它们存在的主要原因。表面上，它们联系各处，引申开来，它们也联系了人。
路也是双向的，因为没有共同维护和使用，它们就消失了：淹没在茂盛的草木中，被犁开种植庄稼或在上面兴建房屋（虽然路可能继续受到土地法的保护）。正如海上航道需要定期疏浚保持通畅，路需要行走。十九世纪的萨福克（Suffolk），在一些常用的道路——例如村庄之间的路，去堂区教堂的旁道——的起点，人们常常把一种称为“挂钩”的小镰刀挂在台阶和柱子上。行人会拾起挂钩，用它砍去那些开始挡路的树枝。然后，挂钩被放在路的另一端，留给从反方向过来的人。路以这种方式被共同养护，为众人所用。
绝非所有有趣的路都是古道。在如今的每一个小镇和城市，穿过公园荒地，你会看到行人创造的非正式的路，他们放弃了人行道和马路，取捷径，辟旁路。城市规划师称这些即兴而成的路线“期望线”或“期望路”。在底特律——城市的很多区域杂草丛生，成千上万的住宅被遗弃，现在那里很少有人买得起车——行人和骑车者创造出了数以千计这样的附加性便利设施。
